社會救助是一項托底線、救急難、保民生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救助制度不斷完善，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災害救助、醫療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就業救助以及臨時救助為主體，以社會力量參與為補充的制度體系。溫情的救助讓困難群體 得到更多的實惠。

社會救助作為一項托底線、救急難、保民生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事關困難群眾衣食冷暖，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的實現。為困難群眾兜住民生底線，用關愛的大傘為他們遮風擋雨，讓社會救助與困難群眾一路溫暖同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救助制度不斷完善，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災害救助、醫療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就業救助以及臨時救助為主體，以社會力量參與為補充的制度體系。

4754元/人·年

全國平均農村低保標準

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是許多困難群眾最擔心的。不久前，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民康街道園東路社區低保戶孫大哥，因患腦出血住院治療，醫保報銷后自費部分共計121659.84元。這對于孫大哥來說，仍然是一筆巨大的費用。然而，各級救助政策讓這筆費用一步一步變少了。

南關區依政策給予其醫療救助12350.07元、臨時救助7440元。街道又根據“個人承擔醫療費用部分超過5萬元的低保戶，再救助70%，封頂線為5萬元”的精準救助政策，決定給予其5萬元救助。這樣一來，孫大哥個人只需負擔51869.77元。各類社會救助政策的不斷完善，給低保戶真正實現了兜底，讓像孫大哥這樣的困難群體得到了更多實惠。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的社會救助制度不斷完善。1999年，國務院頒布施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城市低保制度在全國城鎮地區全面建立。2007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到2007年底，全國全面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低保制度實現城鄉全覆蓋。截至2018年9月底，全國共有城鄉低保對象4620萬人，其中，城市低保對象1069萬人，農村低保對象3551萬人。

在將需要救助的對象納入低保范圍之余，低保標準也在不斷提高。目前，全國平均城市低保標準達到575元/人·月，農村低保標準達到4754元/人·年，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7.6%、12.9%，在“兜底線”之余，也讓“底線”越來越有溫度。

1100多萬人

兩項補貼制度分別覆蓋困難殘疾人

“閃亮的耳朵”——社區聽障人士居家支援項目在廣州海珠區南石頭街正式啟動。作為項目的第一批受惠者，58歲的李叔興奮地比劃著，這神奇的門鈴就像他長了另一個“耳朵”一樣，從此不再擔心聽不到叫門聲了，親戚朋友、街坊鄰居來串門的機會也多了。

李叔是一名聾啞人士，因為嚴重聽障，不愿意與人交流，性格越發孤僻。令李叔妻子無奈的是，她有時出門倒垃圾不小心關了門，不管如何用力敲門，李叔都無法聽見，只能在門外傻等。隨著項目啟動，社工逐一上門為聽障人士和有需要的獨居困難長者進行居家評估，安裝閃光門鈴。針對殘疾人生活中的種種不便，類似“閃亮的耳朵”這樣溫情的助殘服務，在普惠兜底、特惠補短的基礎上，向更加精準的方向發展。

2015年，民政部會同財政部、中國殘聯等部門，推動出臺《國務院關于全面建立困難殘疾人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的意見》，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殘疾人列為生活補貼對象，將重度殘疾人列為護理補貼對象，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擴大補貼范圍。目前，殘疾人兩項補貼制度已分別覆蓋1100多萬困難殘疾人和1100多萬重度殘疾人，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專門針對殘疾人群體的專項福利補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120萬人次

2018年共救助生活無著流浪乞討人員

2018年9月18日，救助管理站護送流浪乞討人員鄭某從廣州返回貴陽。與親人相見的那一刻，兩人擁抱久久不放，團聚的一幕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2009年6月，因疑似精神障礙，鄭某被救助管理機構送至廣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救治。廣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區分站通過各種方式聯系鄭某的家人，經過近10年的不懈努力，鄭某的身份最終得到核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完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機制，規范機構管理，提升救助服務質量，形成了關愛型救助管理制度。目前，全國共有救助管理站1817個(含獨立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194個)，救助床位10.8余萬張，工作人員18572人。各地普遍建立了由救助管理機構、固定救助點、流動救助車和專群結合的救助隊伍組成的救助服務網絡，為及時幫助困難群眾創造了條件。2018年，共救助生活無著流浪乞討人員120萬人次。

除了織密救助網，各類專項行動的開展也為相關人群及時送去溫暖。民政部會同中央綜治辦等10部門連續開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流浪孩子回校園”專項行動，行動期間，全國共幫助64483名流浪未成年人返校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