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電虧損到煤電價格倒掛的再“追問”

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我國缺電與世界能源價格上漲關系并不大。其次，缺電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煤電價格倒掛，導致發電企業越發越虧，發電企業因此不愿購儲煤炭。第三，深層次原因是我國地方政府對煤炭不同尋常的嚴重依賴，使得傳統高耗能、高污染、高碳排放的發展路徑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一有機會就冒頭反彈。同時，近期我國煤炭產業非正常的高利潤與高價格需要合理解釋。第四，相關原因但并非根本因素還包括國際訂單造成工業用電增加、國家“雙控”要求以及發改委近期對“雙控”紅黃綠燈警告制度的壓力下地方為“趕作業”而限電。

首先，我國缺電與世界能源緊缺、價格上漲關系不大。

最近數月，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和消費恐慌持續蔓延。在全球經濟尚未完全從疫情危機中復蘇的情況下，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是由一系列共同因素導致的：

上游發達國家紛紛大放水使得全球通脹壓力倍增，在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大背景下，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是不可避免的;

各國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意味著大規模基建項目的跟進與制造業訂單增加，直接帶動了大宗商品需求預期的增長，但國際LNG、國際煤價一路飛漲的背后，還與國際短線資本對能源大宗商品資本市場的哄抬與操控有關;

同時，能源電力“發、輸、變、配、用”等環節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很多國家疫情期間缺乏勞動密集型能源產業鏈上的工作人員，比如現在英國汽油奇缺，就是因為嚴重缺乏運輸汽油的卡車司機。

此外，歐盟主要國家如德、法等國可再生能源占比很高，去煤速度非常快，穩定后備性能源發電保障少，一些地區由于氣候因素，可再生能源供給不穩不足，導致電價乃至發電量大幅波動。

這些情況與我國今年的缺電問題并不雷同。雖然我國也進口煤炭，但進口規模有限，并不會對我國燃煤發電量產生決定性影響。2021年上半年中國煤炭產量為19.49億噸，同比增長6.4%，同期全國累計進口煤炭1.4億噸，同比下降19.7%，從直接因果關系看，國際能源緊缺構不成我國煤價上漲至兩倍及以上的根本原因。

其次，電力緊張的直接原因是電廠發電虧損從而發電意愿不足，電力供需失衡。

從供給側來說，今年年初以來，受全國性煤炭緊缺影響，動力煤價格持續走高。煤炭是市場價，電價是國家管控相對固定的，電廠購煤成本增加，煤電價格倒掛，電力企業發電的成本性虧損使得作為經濟主體的電力公司的發電意愿陷入低潮;從需求側來看，在疫情影響下，中國制造業接收到的國際訂單增加，使得我國電力需求大幅提升。供給與需求此消彼長，失衡在所難免。

煤電價格倒掛有多嚴重?筆者在走訪過程中了解到，發電企業普遍發一度電虧損0.1-0.2元。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1—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數據顯示：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利潤總額同比暴漲2471.2%，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增長145%，而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下降15.3%。實際上，我國煤炭等能源的供給與去年基本持平，國家統計報告顯示“1-6月份，全國煤炭消費量同比增長10.7%，煤炭供應總體穩定，煤炭庫存有所下降，煤炭價格高位運行。”

可見，今年上半年雖然煤炭需求有所上漲，但并沒有極端異常的煤炭需求。“市場煤”肆無忌憚地“隨行就市”，而發電企業卻因國家政策和限價原因必須承擔價格倒掛的虧損，這一局面值得反思，對于煤炭等傳統能源高企的價格與利潤需要追問合理的理由。

第三，此次“限電”深層原因是我國對煤電依然嚴重依賴。

如果詳細分析煤炭價格走高的原因，可以發現在“減煤”“雙控”大背景下，今年我國能源供應對于煤炭的依賴又高于去年。2020年，雖說我國火電裝機占比已經降到56.58%，其中煤電裝機占比降至49%。但火力發電量占比仍接近68%，今年上半年煤電的發電占比又升至73%。這樣的電力生產結構決定了電力消費結構的高碳特征。如果此時煤炭價格再異常波動的話，電價矛盾將無法調和，我國的能源結構中對煤炭的依賴極易促發煤炭價格異常飆升。

此外，此次“限電”中某些地方政府“看得見的手”有動作。并非所有“限電”的地區都缺電，部分地方政府因為擔心“雙碳”戰略與“雙控”要求不達標被問責，從而進行不合理的“達標沖刺”。應對氣候變化新政落地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壓力，為了掌握各地的減排力度，盡最大努力完成“雙控”目標，國家發改委實行定期通報和督查制度，發布“紅綠燈表”。根據發改委對各地區上半年能耗“雙控”情況的巡查，公布了廣西、廣東、江蘇、浙江等地能耗不降反升的情況。在走訪中我們了解到，西南某省“雙控”全省亮紅燈，地方政府難免做出“運動式減碳”的相關措施。

改革過程中有“陣痛”，但要堅持改革的方向

首先要解決今年“限電”的短期矛盾。不管是從電力需求側來看，還是從能源供給側來說，此次缺電都是一次“多因一果”的耦合事件。這種“多因一果”的耦合事件以前發生過，今后也會經常發生。可再生能源時代已經來臨，當前歐洲國家也正面臨傳統能源已漸退場，可再生能源電力供應不穩定的問題。但氣候變化問題要應對，中國的大國責任要承擔，不能為一些暫時的困難因噎廢食，不能戰略性退回到更依賴煤炭的時代。當然，燃眉之急仍需“燃煤”應對。當下，我國從周邊國家緊急進口煤炭、天然氣等應急能源，同時，山西省與14個省(區市)簽訂四季度煤炭中長期保供合同。并加大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貢獻。開源同時要節流，大力宣傳節能減排不放松。

我國長久以來形成了“市場煤，計劃電”的機制，“計劃電”有其保障民生、穩定產能的意義所在。但對“市場煤”價格也不能聽之任之。對能源供給側的非理性漲價行為，必須有政府的跟進監管和規制。九月限電發生后，煤炭價格仍快速上漲，連創歷史新高，截至10月中旬已較9月初翻倍，較年初的價格更是上漲3倍。煤與電的價格倒掛危局進一步加劇。好在國家發改委于10月19日晚間打出重磅“組合拳”對煤炭價格實行干預措施，組織召開煤電油氣運重點企業保供穩價座談會，強調嚴厲查處資本惡意炒作動力煤期貨。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消息發出后，10月19日晚，鄭醇、焦煤等多家主力合約應聲下跌。國家發改委表示，“將充分運用《價格法》規定的一切必要手段，研究對煤炭價格進行干預的具體措施，促進煤炭價格回歸合理區間。”這些依法行政的舉措，將有效應對能源大宗商品的金融逐利勢頭，暫時解圍當下的困局，也能警戒今后的能源價格非理性波動。

“雙碳”和“雙控”的長期總目標絕對不能動搖。不僅僅是電力行業，鋼鐵、煤炭行業均對新上馬項目進行限制。這不僅反映了“雙碳”目標對于指導投資決策的顯著意義，更體現出中國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實現能源結構退煤化轉型的決心。

需要明確的是，我國今年缺電的真正原因不是我國能源或煤炭物理性短缺，而是煤電價格倒掛，因此要繼續從理順煤電關系的角度進行體制改革。如通過浮動電力價格適當傳導能源成本，促進全民節能成本意識，但同時必須嚴格監控煤炭企業的非理性抬價。此次限電問題本質上是改革過程中的問題，應當說，很大程度上是某些地方政府既想發展傳統資源經濟，又不能兼顧好今年“雙控”目標的嚴格要求所導致。

作為碳排放大戶，火電發展仍然必須受到限制，決不能松綁。不能因一時的煤價上漲而大力批準與建設大量新的火電機組，因為火電機組一旦上馬投運，在短期內很難退役。正如許多能源院士、專家如杜琬祥、楊富強等所說，我國原有火電裝機已經足夠“十四五”所用。“原則上‘十四五’ 除技術儲備和示范工程項目外，不再核準新的煤電項目。”

必須深刻認識到我國目前火電裝機規模巨大，且對火電建設和裝機仍然高度依賴。考慮到我國目前仍有約1億千瓦的在建和核準未建的煤電機組，未來我國可再生能源使用遇到歐洲等國當下發電不穩定的困難時，極易轉向原有的路徑依賴——就是回到擴大煤電裝機的老路上去。這是萬萬不可以的，但現在看來也是極易發生的。

要嚴格執行現有環保、電力等法律法規。首先，這些法律法規就是我們國家的環境保護和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從去年到今年，由于“雙控”目標不易實現，發改委對相關省份進行警告，加劇了各地限電的沖動。但是“雙控”目標本質上卻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措施，堵住了原來僅規定碳排放強度而沒有規定碳排放總量的漏洞，這讓一些地方政府本想通過高耗能、低水平項目重復建設來拉動GDP的打算落空。當然，這也帶來了短期的用電陣痛，但是如果不堅持“雙碳”戰略與“雙控”目標的話，那么短痛就變成了長痛。當然法律法規也包括《電力法》所規定的強制有序用電的要求，要保證居民基本生活用電。如東北那樣限居民電雖然有當地的一些原因，但本質上是一種違法違規的行為，應當禁止。

關于煤電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問題，要加大對地方政府的問責。地方政府應綜合考慮資源條件、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設計自身匹配“雙碳”目標、比中央更加嚴格且非技術中立的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發揮地方主觀能動性，“自下而上”倒逼煤電退出，加速可再生能源發展。2020年，我國30個省區雖都已完成國家下發的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但由于目標設定較低，其對電網企業、發電企業等義務主體增加的消納壓力不夠顯著。地方應根據自身條件，逐年加大電力供給側的改革力度，讓煤電價格實現部分聯動。電力價格飆升，將在一定程度影響到終端用戶節電意識的增強，使市場經濟價格杠桿作用在上下游得到充分發揮。

數字化時代精細化管理電力供給側與需求側。這包括經濟管理和數字化的使用。在堅守不能對生活用電隨意停電的原則下，在消費側應推廣精準消費App，實現“氣電互補”供熱等等。家用電器如新型空調等均應具備通過App實現遠程開啟功能。相應地，建立負荷調節控制中心，遠程調節這些可控負荷，實現“荷隨源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