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和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聯合發布了《中國時間銀行發展研究報告》，選取了中國20個省份的54家時間銀行機構為調研案例。

時間銀行的倡導者是美國人埃德加·卡恩，志愿者參與公益服務，把“服務時間存入銀行”，當自己遭遇困難時可以從時間銀行中換取被別人服務的時間。這種模式將“時間”和“公益”掛鉤，倡導社區成員積極利用閑散時間，幫助有需要的人。

時間銀行已在三十多個國家出現，全球已有一千多個名為“時間銀行”的不同組織或機構。中國老齡化程度在加深，不少人對時間銀行寄予厚望，希望以社區為單位成立服務老年人的時間銀行，倡導“服務今天，享受明天”的理念，讓年輕人、準老年人以及身體健康的老人利用閑暇時間為高齡老人提供必要服務，換取將來別人為自己服務。

當前中國，時間銀行還沒有形成規模，有時間銀行的地區只有零星幾個，而且各自為政，“賬戶”無法通存通兌。中國城市人口流動率高，在某地為老人服務幾小時后，到其他地方，時間銀行的支票，就沒有意義了。這也是各國時間銀行的問題。最早將時間銀行概念引入臺灣的“志工人力時間銀行”，成立十多年，僅有11筆“提取”，主要原因就是志工站不夠密集。

但更大的挑戰在于，時間銀行“存儲”的勞動是非標準化的，很難換算。

在時間銀行中，勞動要區分種類、貴賤嗎?按照時間銀行的理念，似乎不應該區分，每個人的工作時間都是平等的。實際上，現在一些時間銀行會給每位志愿者提供一種支票，表示時間的支付情況。自己為別人提供了一次幫助，接受一張支票。反過來，別人幫助了自己，自己向別人支付一張支票。這種支票并沒有區分勞動。

但是，時間銀行中的勞動者結構，顯然會受限于社會崗位結構，也就是說，簡單勞動多，而復雜勞動少。一個人用幫助一個老人洗碗的時間，能換取到更稀缺的教授診療時間嗎?100個提供洗碗服務的勞動者，都需要1個教授的診療服務時，誰來決定服務該被誰得到?

如果時間銀行中，勞動是分種類、有貴賤的，那么，一小時的診療服務，能換幾小時的洗碗服務呢?這個比例又由誰來決定?如果所有勞動一律平等，一定會有人以劣等服務換取高質服務。

這一切還沒有發生，或許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時間銀行規模還不夠大。最初進入時間銀行的人，都是公益心比較強或經濟、教育水平高的人。隨著時間銀行規模變大，公地悲劇、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不可避免。

這還僅僅是當期的勞動互換問題，考慮到養老是勞動在30年尺度上的互換，老齡化又將越來越嚴重，這種不確定性更大。

現在的年輕人相對多，通過動員激發人心之善，以及以“將來可以提取服務”為誘導，能夠勸導當下的年輕人為老人提供服務，并獲得將來提取的“支票”。但是，再過30年后，這些年輕人變為老人時，能夠提供服務的年輕人就更少了。這種支票實際所能提取的勞動，就會大大地折損。

打個比方，社區有1000個人，其中老人占比10%，年輕人占比60%，孩子占比30%。年輕人每人提供10小時的服務，老人就可以得到較多的服務，一共6000小時。30年后，因為老齡化，第一代老人逝去了，當時的年輕人變為老人，占比60%，年輕人比例則下降到30%，孩子只有10%。這個時候老人要求提取自己當年存下的6000小時服務，但年輕人每人提供10小時服務，一共只有3000小時。這就相當于支票打折了。現在的年輕人，一小時的勞動，在30年后只能換取半小時。只有第一代只享受服務、不付出勞動的老人占了便宜。

這個模型比較簡單，現實中的情況是，勞動的存儲與提取是不間斷的，折損也是連續、逐漸的，在長時間尺度上發生的。只要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不改變，除了第一代人以外，每一個人的勞動都會打折。一個社區的時間銀行如此，一個國家的時間銀行也是如此。

所以，在老齡化的趨勢下，時間銀行在代際上，一定是入不敷出的。實際上，各國現收現支的養老保障制度都存在這個問題。對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養老保障體系，國家會采取各種方式來騰挪、修補。但以自愿為基礎的時間銀行，這種空間會小很多。

所以，如果時間銀行能夠大規模成功復制，那本身就是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就會出現估值驚人的覆蓋全國的大平臺。反之，如果僅僅靠的是參與者的善心，時間銀行也就不具備大規模成功的可能性。

當然，在社區范圍內，基于人的善良、互助，甚至不求回報的心態，時間銀行在小尺度上還是有其積極意義。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作為社區治理及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平臺和工具，但應理解它不具備大規模運行的自洽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