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城市競爭格局也發生了較大變化。今年上半年十強城市中，最引人關注的是，重慶GDP超過廣州，位居全國第四，廣州退居第五。

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格局改寫了嗎?至少目前，從產業結構、資金總量、人才流動等多個指標來看，重慶與廣州差距還不小，但廣州自身存在的問題，尤其是與北上深在產業發展層次、產業轉型升級上的差距不容忽視。

GDP排名因何變化

2020年上半年，廣州完成GDP 10968.29億元，同比下降2.7%;同期重慶GDP為11209.83億元，同比增長0.8%。兩相比較，重慶比廣州多了241.54億元。

實際上，廣州GDP總量被重慶超過也在意料之中。數據顯示，2019年全年，廣州實現GDP 23628.60億元，重慶為23605.77億元。廣州僅領先重慶22.83億元，優勢微乎其微。

廣州從1989年起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三，僅次于上海、北京。2016年，在連續27年地區生產總值位居第三之后，廣州GDP首次被深圳超越;今年再被重慶超過，退居第五，也是廣州三十年來的最低位。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向第一財經分析，重慶人口總量大，土地面積大，因此發展空間大;同時，疫情之下，廣州外需和商貿市場受到很大沖擊。

從產業結構來看，去年廣州第三產業比重已經超過70%。一方面，作為國內三大門戶型、樞紐型都市之一，廣州與京滬一樣，受疫情影響較大;另一方面，作為千年商都，廣州擁有發達的商貿市場，今年這部分沖擊很大。6月，有外貿“晴雨表”之稱的廣交會，也只能改為云上舉辦。

相比之下，重慶的三產僅占53%，外向度也比廣州低不少，受外貿出口影響較小，因此復工復產較快。

彭澎說，重慶是直轄市，又有多項政策加持，因此未來仍會保持較快發展。包括重慶在內，未來強二線城市中會出現一些發展較快的城市，但從綜合實力看，這些城市跟一線城市的差距仍不小。

以重慶和廣州為例，重慶GDP超越廣州，更多的是人口和面積帶來的規模效應。重慶有3000多萬人口，面積達到8.24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中等省份。但從衡量發展水平、產業層次的一些重要指標上，重慶與廣州仍然有很大差距。總體來看，盡管重慶GDP總量超越廣州位居第四，但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格局并沒有變化。

比如，2019年，廣州人均GDP達到了156427元，同期重慶為75828元，約為廣州的一半，僅比全國平均水平70892元略高一些。

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或者叫“資金總量”，是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經濟活力的體現。到去年底，廣州已經達到5.9萬億元，穩居全國第四;重慶為3.9萬億元，位列全國第七。

國家級高新企業數量是衡量一個地區產業轉型升級、產業發展層次的一個重要指標。去年廣州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已經達到12174家，位居全國第四;重慶只有3141家，位居全國十五。當前重慶的傳統制造業較為突出，但在智能制造、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等方面的發展仍有較大短板。

由于產業發展層次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廣州對人才、人口具有強吸引力。目前廣州人口凈流入577萬人，重慶凈流出292萬人。

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員彭智敏向第一財經分析，相比GDP總量，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研發所占的比重，科技貢獻率、高新技術產業等指標會更有意義。

廣州不能再吃老本

廣州對重慶等二線城市仍具有較為明顯的領先優勢。但與北上深相比，近年來廣州的差距越來越大，尤其在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方面的相對落后，制約著廣州的整體競爭力。

在資金總量方面，2013年以前，廣州一直領先于深圳，僅次于京滬。但2013年，廣州資金總量被深圳超過，2015年又被深圳大幅甩開。截至去年，廣州資金總量僅有深圳的七成。

在彭澎看來，廣州和深圳之間的差距體現的是“新錢”和“舊錢”的差別，更是產業結構的差異。“廣州作為千年商都，傳統商貿業很強，早期藏富于民，很多人是‘一鋪養三代’，賺的是辛苦錢。”

據統計，2018年廣州共有713個專業市場，市場商戶逾80萬戶，市場交易總額超萬億元。在傳統商貿時代，專業批發市場強勢的城市或者區域，匯聚的資金也多。此外，廣州當時的汽車、石化等傳統產業也比較突出。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轉型升級新階段，高新產業、新興產業在城市競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當前，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級發展的標志性產業。一個城市要在全國經濟競爭中有話語權，常常需要在這兩大產業上有突破。

深圳作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又是全國金融中心之一，近年隨著創業板、科創板先后推出，高新企業加速資產證券化，一旦企業上市，再投資的資金滾動會很快。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教授向第一財經分析，城市經濟總量、資金總量的變化客觀上反映的是城市產業結構的變動，以及城市本身的增長動力。過去廣州對比深圳的優勢在于，廣州的重工業發展得較好，汽車等產業占比較高，帶來的經濟總量增加很快。但對深圳來說，由于缺少發展傳統產業的資源和要素，也倒逼深圳必須走相對輕型化的產業路徑。上世紀90年代以后，深圳逐漸走向以科技創新驅動為主的道路，成效明顯。

譚剛認為，早期深圳也出現過高新產業對經濟貢獻不大的階段，但后期誕生了華為、騰訊等一大批頂尖企業，對經濟的拉動明顯，由此形成上下游產業鏈快速發展，走向與深圳資源稟賦相匹配的發展路徑，同時又抓住電子信息產業的空間，在全球產業鏈中找到合適的位置。

彭澎說，深圳早期也是“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但上世紀90年代后各項成本上升，產生擠出效應，很多產業被轉移到東莞，之后大力發展高新產業。“而廣州土地多，專業市場、傳統制造業都舍不得放手，高新技術相比不突出。”

以科創板為例，開閘一年來，北京已有25家企業在科創板上市，上海19家，深圳13家，蘇州10家，杭州6家，廣州僅有5家。

實際上，2013年以后深圳資金總量對廣州的超越乃至大幅甩開，代表的是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對傳統商業、傳統產業的超越。這種超越不僅體現在廣深之間，在城市內部格局及更大的區域發展空間上也是如此。

2013年以來，南北經濟增速分化明顯，其背后是傳統產業與新經濟之間的比拼，是開放創新快與慢的差別。在中部大城市武漢，過去漢口傳統商業突出，發展總體比武昌好，但近年來高校眾多的武昌憑借高新技術產業快速崛起。

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向第一財經表示，近年產業結構以資金、技術密集型為主的城市，發展往往比較快。廣州的傳統產業占比較高，新興產業不突出;另外，國有企業占比較高，民營經濟發展不足。

胡剛認為，改革開放之初，廣州不如天津、重慶等城市，但后來發展很快，主要得益于廣州改革的風氣領先。但近幾年廣州領先的舉措較少，闖勁和動力明顯弱化，這很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