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提“新基建”，很多企業界朋友都兩眼放光，心動加速，迫切希望自己成為那個捷足先登的人。要想參與“新基建”，就要弄懂“新基建”。從政府層面講，如果“新基建”最終成為一次“分蛋糕”的盛會，也將事與愿違，事倍功半。

同樣作為全球危機中的國家經濟振興計劃，人們很自然地會把“新基建”與2008年的“四萬億計劃”進行類比。那么，“新基建”與“四萬億計劃”有何異同?“四萬億計劃”能為“新基建”提供哪些經驗和教訓?

回顧“四萬億計劃”，時任工信部部長李毅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記得當時在工業企業中有一句口號，叫作‘在金融危機中不裁員、不減薪’。這個口號對不對?我覺得對，在當時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穩定，必須是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抱團取暖，這是對的。但回過頭來仔細琢磨這句話，它不符合市場規律。在那種極端困難的時候，肯定要有企業破產，有企業退出，肯定要下崗分流，肯定要減少收入，獎金也不能再發那么多了。在極度困難的時候不減薪、不減人，什么時候減薪減人?”

李毅中先生的這段話意味深長，又發人深省。

“新基建”是“四萬億計劃”的揚棄

從出臺背景、戰略目標、實施方法、意義和影響等方面看，“新基建”與“四萬億計劃”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簡言之，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新基建”才能趨利避害，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強大支撐。

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中國經濟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現負增長，大批農民工返鄉，經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為了應對這種危局，中國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十項措施。實施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這就是所謂的“四萬億計劃”。

“四萬億計劃”通過增加政府支出，在保障就業、提振消費、避免經濟下滑等方面收到了明顯的成效;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也為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打下基礎。但其消極影響也是明顯的。“四萬億計劃”嚴重刺激了國內通貨膨脹。貨幣的濫發導致虛擬經濟過度增長，而實體經濟相對萎縮。尤其是房價的過快增長嚴重違背了經濟規律，透支了未來發展潛力，從而導致城鄉差距拉大以及貧富不均加劇。而房地產的繁榮又伴隨著地方債高企，給經濟運行帶來巨大風險。

有了“四萬億計劃”的前車之鑒，筆者認為，“新基建”至少應有以下改變。

第一，“新基建”中的政府角色應當轉換。“新基建”和傳統基建都具有基礎性、公共性和通用性等屬性，當然離不開政府的統籌和布局。但“新基建”也應當規避傳統基礎設施建設走過的彎路，特別要破解政府包辦、一哄而上、產能過剩等老大難問題。在實施過程中，政府的職能和政府推動項目的方法應當改變，要在更大程度上實現從領導到引導、從指揮到服務、從定規劃到定規則的角色轉換。

第二，“新基建”應當具有強烈的商業化屬性。其中，企業應該發揮主體、主導和主角作用。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快速發展，特別近些年我國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擁有一批世界級的數字化信息通信企業，它們應當成為“新基建”中最活躍的要素和力量。

第三，“新基建”應當成為一個開放的平臺。要以國家政策和資金為引導，廣泛吸納各方面力量(包括國外力量)參與。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基建”技術創新性強、發展變化快，還面臨更大的市場不確定性。所以，必須在與市場需求相耦合中創造價值，必須鼓勵不同主體運用市場機制開展合作，充分發揮企業的創新能力。“新基建”產業鏈條長，帶動效應明顯，相應會帶來大量新增就業，并會優化中國就業人員的結構。同時，作為“新基建”的重要力量，鐵路、電網等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在高速鐵路、特高壓電網等方面無疑將繼續發揮著主導作用，但這些領域也可以通過合理的機制來吸引社會資本和民營企業參與。

第四，“新基建”應當鼓勵投融資渠道多元化。“新基建”的投資規模顯然是巨大的，難以精確估計。而且，“新基建”投資具有長期性的特點。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主要是由政府投資，但隨著社會力量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壯大，社會資本規模不斷擴展以及社會資金來源日益多元化，今天的“新基建”已經有可能不再讓政府唱獨角戲，而更多是由政府、企業、社會力量合作完成。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將成為如此龐大的資金規模的可靠保障。

第五，“新基建”應當更加關注知識產權保護。要力求在知識產權的獲取、歸屬、分配、轉移等方面，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符合國家利益，符合國際規則和慣例。

第六，“新基建”的組織形式應該保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新基建”奏響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強音

“新基建”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它的“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技術新。“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涉及諸多產業鏈。“新基建”要求把這些新一代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物化為新型基礎設施。

二是需求新。數字經濟是中國的國家戰略，也是世界潮流。當下我們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等，都在呼喚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而這些正是“新基建”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是機制新。傳統基建的功能屬性相對獨立，邊界比較清晰。“新基建”涉及的許多技術既有自身特性，又需要相互交叉融合。因此，以工業互聯網、5G、大數據中心等數字基礎設施為代表的“新基建”既是基礎設施，又是新興產業。對于這些新事物，很難沿用傳統的監管思路和發展模式，亟待以新機制為其營造發展的空間和環境。

本世紀以來，全球勞動力成本普遍上升，老齡化日益嚴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環境資源壓力越來越大。與此同時，世界新技術變革風起云涌，給人類帶來解決各種共同危機的希望。即使新冠肺炎疫情會在一定程度上遲滯這一進程，但總的趨勢不會發生逆轉。正是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中國從“新基建”上發力，推動產業鏈和價值鏈向上游轉移，有望讓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發生脫胎換骨的蛻變。

隨著“新基建”的不斷推進，絕大多數的企業陸續實現聯網，業務全面數字化，這將帶來勞動生產率的全面提升，從而改變生產關系。在帶來投資大幅增長的同時，也將有力地促進消費升級。這些不僅有利于對沖疫情導致的經濟下行，而且還可以推動整個中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從而進入新的高質量發展的時代。

事實上，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與“新基建”有關的各種新技術已經在“戰疫”行動中顯露鋒芒。大數據疫情篩查防控、醫用物資生產調運、遠程醫療、在線辦公、在線教育、生活物資網購、有序復工復產等，讓整個社會仍然可以高效運轉，其中數字基礎設施凸顯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撐作用。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線上需求、線上經濟、線上服務的發展，同時也加速了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數字經濟的發展。

“新基建”賦能傳統基建和傳統產業

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內涵更加豐富，涵蓋范圍更廣，更能體現數字經濟特征，能夠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然而，我們不能把兩者完全割裂開來，“新基建”也不意味著可以替代傳統基建。若沒有發達通暢的交通體系，數字經濟、智慧城市都只能成為空中樓閣;若不與現代技術深度融合，交通運輸體系和城鄉基礎設施體系的智能化和數字化也無從談起。因此，“新基建”不僅包括以5G、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還包括利用數字技術對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指出，“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要以整體優化、協同融合為導向，統籌存量和增量、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發展，打造集約高效、經濟適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

2020年4月20日，國家發改委提出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信息基礎設施，二是融合基礎設施，三是創新基礎設施。其中第二方面主要指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

中國基礎設施發展成就巨大，但還存在不少突出問題。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欠賬很多，在量和質上與發達國家相比都還存在很大差距，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任重道遠。“十四五”是我國從全面小康邁向初步現代化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國際形勢大變化、國際格局大調整的時期，是中國推動新產業革命的重要時期。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新興產業、推進新技術變革，都需要有“新基建”。“新基建”無疑將是“十四五”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內容。

2020年1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促進制造業穩增長的措施時，提出“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出臺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支持政策，推進智能、綠色制造。”“新基建”既有社會公益屬性，也有鮮明的行業特色，需要全社會包括信息技術企業和其它工業企業協同努力。“新基建”要推進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深度融合，推進電子信息產業與垂直行業跨界融合。所以，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也是“新基建”的重要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