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門市位于長江湖北段最大支流漢江沿岸，2018年年底的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發現，荊門市鄂中生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總部磷石膏渣場污染十分嚴重，京襄化工磷石膏渣場滲濾液和磷石膏直接進入下游農田……在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中，生態環境部公布了50多個典型污染案例。結果觸目驚心，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地方的污染問題是否都依賴中央督查，如何更有效地發現和解決違法排污等問題?

掌握污染源情況無疑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基礎。進入2019年，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到了入戶調查和數據匯總階段。“過了10年，我國環境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污染物排放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個階段，環境管理的重點在哪里呢?”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工作辦公室主任洪亞雄說，通過普查，能摸清各類污染源基本情況，掌握國家、區域、流域、行業污染物產生、排放和處理情況，明確環境管理的重點，普查也為改善環境質量、防控環境風險、服務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等提供了依據。

全國需普查近900萬個污染源

云南邊陲小城瑞麗，每天都有近30輛的摩托車奔波在村道上。由于瑞麗的企業非常分散，這座小城的大部分地區又都是山區，污染源普查員要到企業現場普查，摩托車成為了最好的交通工具。

至今，我國開展了兩次污染源普查。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于2007年—2009年開展，第二次普查是2017年—2019年。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了590萬個污染源，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數量大大增加。初步清查結果顯示，工業源約為740萬家，農業源約100萬家。“從數量上來說，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數量要比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要多得多，尤其是工業污染源。”洪亞雄說。

“云南省已排查疑似排污對象265808個，確定全面入戶調查對象數量50928個，是全國11個首批完成數據專網提交的省份之一。”云南省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云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楊春明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全省聯合工商、統計、質監、國土、住建等部門，努力“掌握一套真實、客觀反映全省不同區域、流域環境形勢的污染物排放數據”。

質控體系保證污染無處藏身

洪亞雄說，污染源普查不同于任何普查，專業性非常強。“這就像是問廚師，炒了幾個菜他很明白，但問他洗鍋倒了多少水?他很難回答上來。很多企業主也一樣，都清楚自己生產了多少產品，但問他排放了多少化學需氧量(COD)、二氧化硫?他卻不知道。”

“除‘應查盡查、不重不漏’外，我們還建立了數據的質控體系，實現‘全員質控、全過程質控’，保證數據的真實和準確。”云南省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工作辦公室技術組副組長易玉敏解釋說，比如一家城市污水處理廠，采用哪種工藝，進水污染值是多少，排放的污染值多少，削減了多少化學需氧量和氨氮等都是可以算出來的。如果這家企業的排放污染值和水量很低，這就有問題了。“質控體系會自動報警，我們需要再次調查和更正，以保證數據的真實和準確。”

為精準分析和治污提供支撐

“2018年滇池全湖水質30年來首次上升至Ⅳ類水，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達98.9%。”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吳濤說，滇池治理從“九五”就開始了，為何會在2018年達到有監測數據以來的最好水平?這都需要科學分析。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正是要解決“底數不清”，了解環境狀況的動態變化。“滇池流經200多公里，有工業、農業和生活源等污染排入，摸清污染源底數，不但為精準分析、對策實施等提供支撐，而且避免流域上下游之間的扯皮。”

瑞麗是我國最大的對緬甸貿易陸路口岸。瑞麗市副市長楊謀說，作為國家的西南生態屏障，普查有助于確定治污重點，改善民生，落地國際貿易重大項目，以及跨國污染影響等研究。

污染源扯皮問題涉及的何止是河流上下游，亞洲一些國家的媒體曾報道“受中國大氣污染影響”，業內人士表示，面對這樣的偏頗之詞，我國的污染源普查數據可以給出相關的數據回答。

“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范圍廣、普查任務重、技術要求高、工作難度大。”楊春明表示，其成果的應用將會進一步開發，為實現排污許可證管理、環保稅專項等起到支撐作用，為政府決策提供數據和作戰圖等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