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吳橋縣法院：裁定駁回管轄異議，判決退回消費者培訓費（副題）

導讀

(資料圖片)

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簽訂合同不僅能清晰地明確各方權利和義務，而且發揮著規范市場秩序、有效保護各方利益的重要作用。但現實中，有些大公司利用市場優勢地位，在制式合同中暗藏“玄機”，通過訂立“霸王條款”的方式設法將消費者拒于維權大門之外。這不僅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破壞了市場秩序。近日，河北省吳橋縣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教育培訓糾紛案，在培訓公司與消費者的格式合同條款中，存在明顯“霸王條款”，法院不僅駁回了這家培訓公司提出的管轄異議，還作出全部退還培訓費用的判決。本案的判決，有效地保護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彰顯了法官在“公正與效率”上的擔當作為，對守信市場主體予以正向激勵，也有效維護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特殊原因致停課 拖延退費起糾紛

找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是每個剛剛離開校園學子的愿望。尤其是行政機關、上市公司和央企國企人員招錄，競爭都十分激烈。一些敏銳的公司也瞄準了這個賺錢的商機，紛紛成立教育培訓公司，廣撒廣告吸引人員參加培訓。

2022年10月26日，剛剛走出校園的劉璐（化名），全力準備入職考試。為提高入職概率，她決定參加入職考試培訓。經過上網查詢、與過來人打探，她選擇了北京某知名教育培訓有限公司。她未認真審閱制式合同內容，就匆匆簽訂了54課時的培訓服務協議書，并支付了10900元培訓費。

在當時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該培訓公司通知劉璐延期開課。之后，又5次通知培訓延期。劉璐眼見所報的培訓班遲遲不能開課，而距入職考試時間越來越近，便與培訓公司協商要求終止合同，退還培訓費。

協商初期，雙方通過電話溝通，培訓公司承諾30至45個工作日全部退還培訓費。在劉璐多次催促下，對方又提出分10期退還。但直至2023年初，劉璐只收到3670元退費，余款遲遲沒有收到。

到后來，劉璐打電話催要退款，培訓公司人員干脆拒接她的電話。無奈之下，劉璐接連5次趕到培訓公司辦公場所索要退費，接待人員以各種理由推脫。

2023年3月16日，劉璐向河北省吳橋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解除培訓協議，退還剩余培訓費7230元。

庭審視頻截圖。 資料照片

合同條款存玄機 維權退費遇難題

在提交答辯狀期間，培訓公司依據合同條款對管轄權提出了異議，并提交了《管轄權異議申請書》。

培訓公司辯稱，雙方簽訂的《培訓服務合同》第九條第二款明確約定：“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應友好協商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爭議，雙方應協商解決，協商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時，雙方一致同意選擇依法向北京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該條款具有明確的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項沒有超出法律規定的仲裁范圍，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即北京仲裁委員會指向明確，故該仲裁條款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合法有效。綜合以上事實和理由，培訓公司請求法院依法裁定駁回劉璐的起訴。

劉璐則主張，《培訓服務合同》對收費、培訓、協商等事宜進行了約定，后因無法開課，已口頭和培訓公司達成退款協議，在線上填寫了退費基本信息，售后工作人員已受理，承諾分10期進行退款。其中一期在3月5日之前支付30%，以后每月按照比例退款，但培訓公司沒有按期履行。據此，劉璐認為，培訓公司在合同簽訂時，不告知合同相對方、不明確協議條款、不履行簽訂協議時的合理告知義務，在維權中，培訓公司售后人員才間接告知仲裁機構的選擇方式，侵犯了她的知情權。培訓公司應當全額退還培訓費。

裁定駁回管轄異議 速裁退還培訓費

針對培訓公司提出的管轄權異議，承辦法官第一時間進行聽證。法院查明如下事實：北京市共有三家仲裁委員會，案涉合同中對仲裁機構選定的條款中，“北京”前后都存有下劃線，在合同文本中，下劃線上應填寫具體仲裁機構，但雙方合同并未選填仲裁機構，因此本案的仲裁約定無效，應適用法定管轄。劉璐作為收款一方，向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符合法律規定。

據此，吳橋法院駁回了培訓公司的管轄權異議。培訓公司未上訴，該裁定生效。近年來，一些大的公司在簽訂協議時往往設定仲裁格式條款，發生糾紛時，常令弱勢的協議相對方因仲裁地點遠、仲裁費用高而卻步，這樣的條款有違公平原則和誠實守信的要求。

由于本案案件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標的較小，吳橋法院依法啟用小額訴訟程序對本案進行了審理。法院認為，雙方簽訂的《培訓服務協議書》也經被告方告知、原告申請、被告同意而解除，雙方達成了新的退款協議，且已部分履行，原協議對雙方不再有約束力。于是，判決培訓公司退還劉璐剩余培訓費7630元。

判決后，法官耐心答疑，雙方均無異議。翌日，該培訓公司將判決中確定的賠償義務履行完畢。

裁判解析

對“霸王條款”敢于說不

格式條款的出現，為交易雙方尤其是擬定條約、提供服務一方節約了大量時間和費用成本，但格式條款的濫用也可能導致合同雙方之間的利益嚴重失衡，有違公平原則。

本案中，原、被告雙方簽訂的《培訓服務協議書》，其中的仲裁條款性質上便屬于格式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根據該定義，格式條款應同時具備三個特征：一是事先擬好；二是反復使用；三是未經協商。案涉仲裁條款系被告培訓公司預先擬定好，面向不特定人重復使用的條款，具有事先擬好并反復使用的特點。其次，被告培訓公司未提交證據證明就該條款內容已與對方進行過協商。因此，案涉仲裁條款符合法律規定的格式條款特征，應認定為格式條款。

此外，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對方注意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等與對方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說明義務，致使對方沒有注意或者理解與其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對方可以主張該條款不成為合同內容。該項規定既規定了格式條款提供者的提示及說明義務，又指出了未履行提示、說明義務的后果。

回歸到本案，案涉協議中對仲裁機構選定的條款中，在“北京”前后均有下劃線，而在合同中出現下劃線代表著需要在該下劃線上填充所商定的內容，但該協議中并未對此進行填充，故認定案涉協議并未選定具體的仲裁機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十八條規定，該仲裁條款無效，應適用法定管轄，法院依法駁回被告公司對管轄權提出的異議。

同時，仲裁條款作為爭議解決條款是合同的主要條款，屬于與當事人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若經過司法審查，提供仲裁格式條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說明義務，對方可以主張仲裁條款不成為合同的內容，法院可以認定仲裁條款不成立。

專家點評

拒絕“霸王條款” 共建誠信體系

河北大學副校長、法學教授 孟慶瑜

吳橋法院依法旗幟鮮明地對“霸王條款”亮紅燈，充分顯示了法官在“公正與效率”、維護市場公平秩序、保護人民合法權益和弱勢群體利益上的擔當作為。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弘揚誠信文化，健全誠信建設長效機制。”誠實信用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是一個國家經濟繁榮與社會發展的基礎，也是市場經濟秩序的基本內容，對于民商事的公平交易活動具有不可或缺的制約作用。

民法典第六條的規定顯示，公平原則是法律的最高價值目標，公平正義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基本價值，也是法律追求的基本價值。公平原則作為民法典的基本原則是綜合考慮各方面意見的結果。

在經濟活動中，合同保障交易安全，一方為追求方便快捷或更大經濟效益，把傳統合同在某些領域以格式化合同取代。格式合同雖然提高了效率，但其弊端在于部分民事主體缺失誠信，導致權利和承擔義務不對等，顯失公平，進而產生“霸王條款”。

“霸王條款”違反交易的公平、誠信的基本原則，破壞契約精神，侵害消費者利益，危害市場經濟秩序，更與我們正在建設和完善的高質量市場經濟體系格格不入。

面對“霸王條款”，首先，消費者應強化維權意識。一方面可在專業法律人支持下，堅持不懈地維權到底，提高“霸王條款”施行者的成本；另一方面亦可通過向市場監管部門、消費者協會舉報，讓行政執法部門出手撐腰，主持公平正義。

其次，作為行業協會，要強化自律意識，嚴格規范行業市場行為，提升自我約束能力。企業更要具備誠實守信、公平交易、依法盈利的基本理念，必須打消靠坑蒙拐騙獲益的不法念頭，認真檢視所制合同條款，確保公平公正，讓企業在誠信質效上贏得顧客，贏得市場，獲得最大經濟效益。

第三，市場監管部門應當關口前移，變被動事后治理為事前監管預防。2023年7月1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施行了《合同行政監督管理辦法》，強化了對格式條款規制，還特別提出不得利用格式條款并借助技術手段強制交易，須以顯著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等，對違規行為最高可罰10萬元等規定，威懾力不可小覷，必將為從源頭上減少侵害消費者利益的“霸王條款”發揮重要作用。

第四，可以就市場交易中出現的問題，先進行條例規章的制定，當規章條例得到有效適用時可以上升為立法。同時，對有意置入“霸王條款”、損害消費者利益、破壞營商環境的公司，可以通過持續發布典型案例的形式，將涉“霸王條款”案件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進行有效的宣傳，從而達到制度性預防效果，讓行為人“不敢霸、不能霸、不愿霸”，從源頭上減少一些公司對“霸王條款”的設置。

除了上述“組合拳”，治理“霸王條款”之道還在于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推動社會誠信文化向上向好、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日臻完善，全面提升公眾守信意識和社會信用素養，營造更為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紀錄珉 王 鵬 楊佳霖）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