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長，您想管嗎？能管嗎？能管住嗎？”

“領導，打電話問過了就算解決過了嗎？”

“對于投訴，鎮政府真的無動于衷嗎？”

面對主持人的犀利發問，政府官員忍不住紅臉擦汗、鞠躬道歉，一通表態承諾后，還可能被當眾頒發“鴕鳥獎”“蝸牛獎”……

伴隨這些“名場面”走紅網絡，電視問政再度進入公眾視野。看著官員在視頻畫面里被辛辣拷問，網友說這是“最硬核綜藝”，呼吁全國推廣“領導趕考記”。

有學者統計，截至2019年，我國至少有243檔電視問政欄目，分布在全國169個地級或以上城市，其中大部分只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少數節目則因互聯網傳播受到全國范圍內的關注。

面對近期突如其來的熱度，幾檔電視問政節目的負責人都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惶恐”。其中有人說，過去很多節目“可能是在有意保持低調”，比起公眾關注，他更在意電視問政是否能“持續存在，辦點實事”。

“電視問政不是針對任何官員個人，而是要解決問題。”歷經多年發展，這些節目對播出效果的期待，遠不止收視率。“最后落腳在‘能夠解決’”

11月5日上午7點40分，江蘇省水利廳兩位廳領導和6位職能處室負責人整齊地坐進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融媒體指揮中心會議室。一個多小時后，《政風熱線》節目將針對他們的工作進行現場直播問政。

氣氛不算特別緊張。制片人唐琳介紹，2011年節目開播以來，幾乎每周都會有廳級干部帶領職能部門的負責人來到節目現場，很多人對節目形式已十分熟悉，也并非第一次接受電視問政。

5日的那次問政曝光了某地級市的一處碼頭整治拆除10年未到位的問題，直到錄制前一小時，節目組才臨時表示需要與該水利局副局長現場連線，這讓原本平靜的會議室出現了些許騷動，一位領導起身撥打電話，緊急安排聯絡。

唐琳說，《政風熱線》沒有彩排，暗訪內容原則上保密。每次錄制前，節目組會向公眾公開被問政的部門，提前征集線索。同時，江蘇省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也會為節目組開放數據庫。

“有時也會有人來打探(選題內容)。”江蘇省廣播電視總臺新聞頻道總監殷敏利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但我們基本上會堅守底線，《政風熱線》的選題是不能隨便斃的”。

殷敏利介紹，《政風熱線》是由江蘇省紀委牽頭創辦，后轉由江蘇省數據局(江蘇省政務服務管理辦公室)牽頭組織，創辦初衷是借助“媒體監督”推動政府部門發現并解決工作中的問題。

“電視問政”類節目基本都有上述屬性，由政府部門自上而下推動。例如，據《南方周末》報道，武漢電視臺《電視問政》的開播，是因為有企業反映在武漢辦事難，“政務環境不佳”，時任市委書記在看完武漢市投資環境調研報告后“徹夜難眠”，繼而推動武漢市開啟針對官員的“治庸問責”行動，并將其整改成果通過年底的《電視問政》節目面向公眾直播匯報。據《新京報》報道，最近引發公眾熱議的《問政山東》，是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為整頓山東官場作風，點名推出。

“電視問政非常依賴黨委、政府的支持。”一位節目負責人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如果政府愿意支持，播辦基本不會遇到什么阻礙。”譬如，由時任蘭州市委書記提議創辦的《“一把手”上電視》，從設想到開播，僅用了30多天。

就江蘇的《政風熱線》而言，除了經費支持，每年年初，江蘇省政府辦公廳都會下發專門通知，提前安排好本年度每期節目需要接受問政的設區市及省級部門單位，并且嚴格要求“一把手上線”。“進行直播排期規劃，目的就是為了讓各部門領導提前安排好時間。”殷敏利說。

唐琳表示，江蘇省數據局不會過多干涉選題，基本可由電視臺自行裁定。“但我們也會注意把控選題。”唐琳說，節目選題遵循“十八字方針”，“黨委政府重視，群眾關心，普遍存在，能夠解決”。“最后落腳在‘能夠解決’，是因為如果曝光了卻無法解決，某種程度上也會損害(節目)權威性。”

殷敏利說，有時會有領導托人來問，能不能不曝光某個問題，他通常會拒絕。“如今這個時代，就算我們不播，公眾一樣能知道。最后問題沒有解決，可能引起更大的輿情。”在他看來，經常幫政府部門發現、提出問題，電視問政可以成為紀法監督等常態化監督主體的補充。“問題解決起來快得多”

由于電視問政節目與政府部門的意愿深度關聯，部分批評者認為，電視問政是政府主導媒體進行的自我監督，只能是一種“有限問政”。

針對這種觀點，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閆文捷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不能因此就否定電視問政的價值，她認為，電視問政在目前階段確實解決了一些地方治理過程中的問題。

2022年7月，四川省達州市電視問政節目《陽光問廉》曾曝光開江縣普安鎮某安置房因政府拖欠工程款10年未交付的問題，許多拆遷戶四處租房搬遷，施工方也損失慘重。10年間，開江縣住建局的“一把手”已換了兩任，為弄清來龍去脈，節目組將前兩任及現任局長一起請到錄制現場。

節目中，被問政的官員和專家代表分坐在舞臺兩方，臺下坐著達州市委書記、市長帶領的60位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媒體人及市民代表，主持人譚韻站在舞臺中央，對開江縣3任住建局局長、發改局局長及副縣長進行了輪番問詢。

譚韻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由于市委主要領導在臺下坐鎮，通常被問政官員不會在節目上毫不理會，“但他們可能會對你的問題繞來繞去，不斷強調自己做了什么”。她對此總結了一個三段論：“一認錯，二難過，三說怎么做。”譚韻曾遇到有官員不管問什么都只說“我錯了”，“但其實我是想跟他好好去探討究竟該怎么解決問題”。

譚韻認為，電視問政的“辛辣感”不應來自主持人態度上的“咄咄逼人”，而在于問題的精準深刻。兩小時的直播中，譚韻能跟每個官員問詢的機會不過兩三個回合，為了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問出關鍵答案，譚韻會從記者暗訪調查時便開始介入，隨采訪推進準備現場問政的提綱。

在前述對開江縣發改局局長的問詢中，局長按慣例開始闡述自己的職能職責，譚韻迅速打斷：“這樣的職能職責不用說了，您就說在這個項目推進中我們做到了哪些？”

局長繼續強調自己如何“重視工作”，譚韻反問：“既然這么重視，那為什么短片當中我們發改局的分管副局長卻說我們不清楚、沒去過、沒人反映、沒問題？”

最終，局長表示“很愧疚”，承諾會在8月底前完工。

每期節目中，《陽光問廉》還會在大屏幕上實時播放網友評論。在一位發改局局長陳述時，大屏幕上就播放過：“看了就匯報，匯報就拖，拖了就不管。”另一期四川省遂寧市的節目，某局長接受問政時，觀眾在評論區舉報該局長“吃拿卡要”，遂寧市紀委監委當即啟動調查程序，節目播出后不到一周該局長就受到組織調查。

在《陽光問廉》問政開江縣的安置房問題后，開江縣委、縣政府召開整改會，縣政府主要領導前往安置小區安排部署，組建6個專班200余名工人搶抓工期，最終在兩個月內完工交房。

“凡是上了節目的問題，基本都會得到超常規解決。”《陽光問廉》相關負責人王山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節目另一位負責人李明回憶，曾經有某重點工程因推進不力被節目曝光，第二天縣委書記組織所有縣領導開會，要求在一個月內解決問題。“原本有些分管領導基本不到現場去，但那一個月去了13次，有10多天都睡在辦公室。”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何志武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有些政府官員可能會遇到下屬干部存在工作態度問題，開大會小會都解決不了，便希望借助媒體平臺來推動。”

比如，王山記得，他曾經去地方鄉鎮調研，就有主要領導向他感慨：“如果這個問題能去節目上曝光的話，解決起來就要快得多。”唐琳說，在《政風熱線》中，也有政府部門通過廳長信箱一類的渠道為節目組提供線索，“這些可能是省級單位難以直接垂直管理到的事情”。

與此同時，一些下級部門也希望通過節目獲得上級部門的關注和支持。《政風熱線》記者樊居奇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2016年，他曾參與調查某村的非法小作坊污染問題。由于該村村民長期暴力抗拒，屬地環保部門感到頭疼。樊居奇與搭檔走訪調查中，甚至遭到村民圍追堵截、用桶潑糞。

后來，在節目組的協調下，當地副縣長坐鎮成立指揮專班，協同縣內多個部門聯合執法，共同對當地非法作坊查證取締。唐琳說，現場采訪時，當地環保部門一邊說委屈，一邊對節目組表達感謝，“說沒有媒體的關注曝光，很難協同上級領導與各個部門一起聯合執法”。

“節目有時也是一個橋梁，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去協同各種力量。”唐琳說，但她也強調，“并不鼓勵‘特事特辦’，有些事情的解決確實需要周期，如果有的問題因為上了節目就能不合規地‘開綠燈’，也是有問題的。”“后半篇文章”

王山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電視問政對問題解決的推動一方面來自媒體的“聚光燈效應”，“主要領導是要在公眾面前承諾表態的。在公眾監督下，你已經做錯一次了，第二次再做不好，就會失信于民。”

另一方面，王山認為，節目的監督力度也源于背后的機制保障，“也就是后半篇文章”。每一期節目結束后，《政風熱線》和《陽光問廉》節目組都會對已曝光的問題進行持續督查，并將整改結果在下一期的開頭向公眾匯報，從而形成“問政閉環”。

作為由當地紀委主推的電視問政節目，每期《陽光問廉》播出后，達州市紀委會就曝光問題對有關責任人進行問責，還會通過制發紀律檢查建議書、問題整改函等方式對曝光問題進行督辦。

王山舉例，今年7月，《陽光問廉》曾曝光萬源市河口鎮某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存在質量缺陷的問題。節目播出后，達州市紀委遂向萬源市委和市農業農村局發送紀律檢查建議書，要求其舉一反三，系統整改，最終推動全市高標準農田整體的摸排查改，完善了高標準農田的管理制度。同時，達州市紀委也以此為例敦促其他地區“以案促改”。

據節目組統計，2022年以來，達州市紀委通過《陽光問廉》發出紀律檢查建議書或問題整改函90份，交辦住房、飲水等民生問題127個、提出針對性建議251條。

《政風熱線》節目一位聯絡人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每期節目錄制基本都會有省紀委和省級機關作風辦的同志現場觀看。錄制結束后，節目組會與被問政部門立即召開現場督辦會，共同商討曝光問題的后續解決事宜。

唐琳說，節目組會選取被曝光問題中的典型案例，由廳級干部帶隊現場核查督辦。“我們的目的是能夠舉一反三，通過解決群眾‘一件事’，推動出臺相關舉措或形成一項制度，進而解決‘一類事’。”對于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相關部門則需要向節目組提供解決方案和期限，“可能我們不一定立馬去追，但事情在節目上掛了號，我們會不定期回訪追蹤，一追到底”。

唐琳舉例，今年6月，《政風熱線》曾曝光過無錫市某碼頭未獲手續便違規作業的問題，當時當地相關主管部門稱會要求該碼頭立即整改。但節目組后續回訪發現，該碼頭并未整改到位。于是在10月對無錫市市長的問政中，節目組再次對此問題進行了追蹤報道。在市長的表態監督下，節目直播結束后該碼頭立即停工。

還有一次，《政風熱線》在江蘇省應急管理廳的專場問政中曝光，鎮江市江心洲因地理位置特殊成為“消防孤島”，屬地消防救援部門表示，要徹底解決問題，需要與公安部門聯動。于是在隨后江蘇省公安廳的問政中，節目組再次將此問題拋出，推動江蘇省公安廳與省應急管理廳聯合現場督辦，對江心洲消防問題進行了整改。

未能在節目中公開曝光的問題，《政風熱線》和《陽光問廉》節目組都表示會通過內部渠道，將問題反饋給有關部門。《政風熱線》一位聯絡人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節目預熱及上線期間收集到的居民投訴內容，會匯總為標準的“12345工單”派發給相關部門，還需要在辦理完結后形成總結報告。

殷敏利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有的被問政部門在參加節目錄制前兩月便會提前梳理12345熱線中的相關線索，將存在的問題提前解決，“就像是體檢前大家會注意身體，節目也會通過這種方式，推動有關部門將工作中的問題短板提前自查補齊”。

從一方問責到共同協商

行政權力借媒體平臺，力促政府工作問題的解決，這是目前我國電視問政的一種典型邏輯。何志武認為，“問責”只是電視問政的一種形態，其實質在于“對話與協商”。

在社交媒體平臺以“電視問政”為關鍵詞檢索，可發現目前公眾對電視問政的關注點，依然大多聚焦于官員臨場反應，這也是早期電視問政的“賣點”，即要求官員“紅臉出汗”。

武漢市《電視問政》中曾有一個經典場面，為了批評街道排水不利的情況，有市民在問政時為水務局局長送了一雙雨靴暗表諷刺。次日，局長尷尬接過雨靴的畫面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何志武認為，這顯然是媒體有意策劃的展演腳本。在早期，電視問政節目中類似的腳本并不罕見。

《南方周末》曾于2013年報道，每次《電視問政》結束，官員的各種窘態和尷尬表現，就會出現在次日各大媒體上。因食品安全問題，時任武漢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楊澤發在節目現場鞠了個躬。后來他告訴主持人：“我就鞠了個躬，中央電視臺播了17遍。”

何志武說：“可能從觀眾角度會覺得這樣很過癮、很爽，但我覺得這不應該是問政的一種常態。”

2015年，武漢市《電視問政》第五場中，蔡甸區區長現場吃掉被水泥廠粉塵污染的橘子，成為輿論熱點，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似乎被這一動作化解。何志武對此撰文：“原本可以更深入地進行政務協商，在強大的宣傳權力介入后，一邊倒地成為普通受眾無法輕易分辨的典型宣傳。”

何志武認為，“辛辣問責”雖然會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但由于它大多依賴行政權力推動，官員很難擁有主動性和積極性，因此從長遠來看，未必利于對問題的理性探討。

一位參與過電視問政的政府官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曾經，一聽說要參加節目，他就感覺十分緊張，“總擔心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何志武記得，他調研武漢市《電視問政》時了解到，每次節目錄制前最忙的都是“被問責部門里負責宣傳的人”，因為他們忙于和節目組溝通，“是否能夠不曝光，專家點評能否不要那么犀利”。正因如此，一旦離開政府部門的強力支持，節目便很難持續發展。

《新京報》曾報道，雖然武漢市《電視問政》紅火一時，但年底行風評議時，電視臺排在武漢市的倒數幾名，臺里遂要求主持人不要問得太狠，不能讓官員以為是記者問政。2016年，武漢《電視問政》逐漸從“問政”變為“問策”。

《政風熱線》主持人王南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節目誕生之初，她有時也會態度“過激”，讓官員下不來臺。后來她逐漸發現：“我們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要共同推動某個問題的解決。如果官員不信任，一來就帶著抗拒心理的話，反而會把群眾投訴和我們都推到對立面去，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擔任《政風熱線》主持人10余年，王南對政府工作也有了更多理解。“實際上很多問題解決起來確實也很復雜。對于懶政和怠政問題，還是應該點出，但如果是一些制度性問題，或是他在自身崗位上解決不了的問題，那么專門點出一個人，是沒必要的。”

王南記得，自己曾在一場問政中因一位官員的表達啰嗦而打斷他，后來她得知，這位官員其實是位“實干家”。“這也啟發我，不能僅僅依據官員面對媒體的表現，就判定他對群眾的作為。作為主持人我不是評判者，而應是呈現者，起到溝通協調的作用。”

王南說，在節目開始前的簡短溝通中，她時常感覺官員對她是“封閉的”，但她希望能夠獲得更多信任，節目并非為了問責某個人，“而是大家坐在一張桌子上，誠誠懇懇地共同解決問題”。

杭州市委辦公廳于2010年牽頭創辦的《我們圓桌會》節目，是國內較早的協商類電視問政節目。該節目以“推動參與、促進理解”為初衷，邀請黨政官員、專家學者與普通市民等社會各界代表同坐一桌，共同討論社會治理問題。

閆文捷認為，協商類與問責類電視問政雖然節目腳本不同，但其背后動因有很多共同點，當地政府具體選擇何種腳本，則與節目創辦時的多種綜合因素有關。

例如，《我們圓桌會》責任編輯魯康寧介紹，與一些地方以“治庸問責”為背景的電視問政節目不同，《我們圓桌會》的誕生背景，是當時政府與民眾之間存有誤解、溝通不暢，政府希望通過這檔節目去打破隔閡，把“背后的抱怨”變為“臺前的建言”，實現官民互通，讓大家共同為城市發展而努力。

魯康寧說，《我們圓桌會》不重在“問責”，重在廣集民智，提供建設性意見。例如，為保障高溫天氣下環衛工人作業安全，節目組邀請相關政府部門、環衛工人、專家學者、市民代表等舉辦了3場圓桌討論。最終推動有關部門推遲杭州市環衛工人高溫天氣下的工作時間，并恢復“門前三包”制度。

“過去10多年來這樣的案例非常多”，魯康寧說，“許多職能部門都明確跟我表示，是在節目上獲得有用建議后，帶回去推動問題解決的”。

《我們圓桌會》另一位責任編輯陸韋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有位處長因嘉賓提的問題比較尖銳有些“下不了臺”，當時“感覺很痛苦”，但后來給陸韋打電話說：“我覺得意見提的都是對的。”后來這位處長又一次參加節目，面對陸韋的驚訝，他說：“我覺得老百姓提的意見挺好，我上次回答得(自己)不滿意，但這次這個事情有進展了，我覺得還是可以上節目來談一下。”

杭州市民意互動研究中心主任林乃煉曾撰文記錄，央視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我們圓桌會》的某次研討會中談道：“我們過去一直覺得媒體是用‘矛’的人……可是《我們圓桌會》這個欄目卻實現了大家在一個圓桌討論，雙方形成了一種新的關系……找到一種更適合時代環境的監督方式。”社會治理中的一環

采訪中，幾檔節目的負責人都表達了相似的意思，他們認為電視問政不僅僅是面向公眾的節目，同時也是地方社會治理中的重要環節。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通過深化改革，實現從社會管理轉向社會治理的創新”，到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將社會治理體系放到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戰略中部署，10年間，中國對社會治理的認識不斷深化，實踐不斷加強。

何志武說，從“管理”到“治理”，最根本的變化在于協商過程的強化，而媒體問政是多元主體合作、協商的有效方式。

唐琳說，許多領導在看完暗訪短片后都會問：“為什么我們都沒有發現這些問題？”她認為，媒體是公眾與政府間的橋梁，一方面集合并反映民意，一方面以獨有的視角為政府工作提供助力。

林乃煉記得，2022年，杭州市政府在征詢園林專家意見后，將西湖畔7棵已不適宜生長的柳樹改栽為月季，引發輿情。“我當時就在想，為什么市民的聲音沒能及時引起政府關注？”

后來，2022年10月，杭州市委辦公廳構建起以《公述民評》電視問政節目為主平臺、《我們圓桌會》等節目為子平臺的“1+X”民意互動平臺，意在將各類媒體的民意表達渠道進行統合。

杭州市民意互動研究中心副主任鄭煜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每月初，杭州市委辦公廳秘書長會帶領各媒體平臺及人大、政協、網信、信訪、宣傳等單位共同開會，匯總梳理目前主要領導關注的事項，以及城市發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以此找到大家共同關注的高頻事項，了解民意”。

各媒體平臺需匯報上月主要工作內容及本月選題，選題落地后，重點選題內容可形成專報后由市委辦公廳交付市委書記批示。節目組統計，截至今年11月，《我們圓桌會》節目已交付15個專報，獲得書記、市長21項批示。在過去的1534期節目中，《我們圓桌會》的討論內容觸及843項城市公共話題，對地方政府工作提出近萬條建議，其中近50%被相關部門采納吸收，推動了90多項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完善。

鄭煜說，目前只要涉及杭州市的重大政策，市政府一定會考慮通過《我們圓桌會》聽取民意。“它已然是城市治理過程中聽取民意的通道，成為政府在吸納信息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就不容易受到官員個人喜好的影響。”

“這一形態的電視問政，也是中國特色的一種政治景象，即電視及其他新媒介技術不僅作為工具和平臺，而且作為能動的參與者，直接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打造與建構中。”閆文捷認為，電視問政展現了媒體滲入地方治理的一種吸納民主商議元素的可操作化模式。

唐琳記得，《政風熱線》開播之初，許多官員并不理解節目的價值。有官員曾在看完暗訪短片后憤然離席，怒斥節目組將有關工作人員拍得“像階級敵人”。也有官員不愿意直面問題，不管問什么都宣稱“不歸我管”。王南說，還有官員會感到委屈，覺得為什么自己做了很多工作，群眾還說不好，“因為他真的不清楚落地情況可能并不是他所設想的那樣”。

唐琳和王南均表示，近些年類似的情況越來越少，并且目前江蘇省絕大多數地市，都已開設類似《政風熱線》的電視問政節目。

殷敏利說，他曾和一些官員交流，雖然他們怕說錯話，但上節目后許多人也會有種“過癮”的感覺。“因為可以在全市人民面前說想說的話，把一些訴求和期望用坦誠的態度呈現，這個機會對他們而言也很難得。”

殷敏利記得，2022年，某位市長在參加問政前還感到很有壓力，但在兩小時的節目直播結尾，他主動拿話筒講了一番話，對市民在新冠疫情期間對政府工作的支持表示了感謝，“感覺是有點動情的”。節目結束后，這位市長說“這樣的節目還要再搞”。

“官員參與協商的態度變化，表面上看起來是從不習慣到習慣的過程，實質上是對協商民主或媒體問政的認識進而對公共權力運行規則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何志武分析。

同時，電視問政也被認為有助于紓解群眾負面情緒。林乃煉認為，很多公眾的極端情緒都來源于他們的訴求沒有被看到，“我們需要將這些民眾切身感受到的問題拿出來，與大家一起討論如何推動解決。我們要讓大家知道，關注的問題政府正在解決。有渠道反映問題，老百姓當然能夠理解”。

“在城市治理的過程中，公眾有時沒意識到某件事跟自身有多大關系。”何志武認為，電視問政或許可以喚起公眾的共同體及參與意識，在全社會形成對話協商的風氣。

2019年，《我們圓桌會》開始推動在杭州市社區內落地“民意小圓桌”活動，意在鼓勵公眾在現實中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我們希望‘我們圓桌會’能夠突破演播室，變成整個城市的一張圓桌。”陸韋說。

“如果電視問政的最終訴求是搭建對話平臺，推動各種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的話，那么節目形態應當比監督這種單一形式要豐富很多。”閆文捷認為，如今節目形態上的單一，“折射出的是我們對電視問政認知上的局限性”。她說，電視問政想要持續發展，需要擺脫程式化，創新節目形態，“使它融入基層治理的制度建設過程當中，可以真正在政府和公眾之間發揮一種穩定的結構化功能”。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山、李明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裴思童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