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共同面對著經濟逆全球化、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全球性挑戰。各國基于自身國情與政治取向給出應對之策，其背后也體現著各自的哲學思想傳統。

在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背景下，非西方哲學研究的興起有何必然性與必要性？面對世界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中國哲學給出何種解答？在西方哲學具有普遍優勢時，非西方哲學應如何應對？近日，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徐克謙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中新社記者：長期以來，世界哲學的版圖結構如何？當前有哪些新變化？徐克謙：“哲學(philosophy)”一詞最早產生于古希臘，意為“愛智慧”，是智者探討世界與人類社會那些根本性的概念、原理和價值的精神活動。中國古代雖沒有“哲學”這一詞匯，但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學派學說中都存在著這樣的精神活動。可以說，中華民族自古就有自己的哲學，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哲學。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哲學在哲學領域占有壟斷地位。近幾十年，情況有很大改觀。在國外大學研究和教授中國哲學時，從前只能依托于“東亞系”“中國研究”等項目，現在則較為普遍地被納入哲學系。同樣，非洲哲學、印度哲學、伊斯蘭哲學等非西方哲學也逐漸在世界哲學版圖中擁有了應得的地位。只有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哲學都得到充分呈現，我們才能談論真正的“世界哲學”。

2018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上，徐克謙與國際哲學學會聯盟執委會委員、非洲著名哲學家拉莫斯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我們應如何理解“中國哲學”？徐克謙：“中國哲學”內涵極其豐富、復雜，并且不斷變化發展，但也有其一以貫之的獨特性。我認為其中有三點比較突出，即“系統觀念”“中道思維”和“實踐理性”。

系統觀念指中國哲學看世界、看萬物都持一種系統、整體、全景、動態的觀念。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靜止的，而是存在于相互關聯和動態聯系中。中國古人認為，陰陽互補互動，五行相生相克，由此形成有機聯系，構成動態系統，并由此決定了系統中個體的價值和作用，離開了系統的個體也就不再是其所是。

中道思維指中國哲學以“允執厥中”“執兩用中”為思維方法，以“致中和”為致思取向，以“中道”為大本、常道，避免固執與偏激，容納多元與差異，不爭辯絕對的是與非，把致思的重點放在探究當下的、恰到好處的“中”和無過不及的“度”上，在矛盾和不確定中尋求相對的平衡與和諧。“中”不是一成不變的，是隨情況和條件的變化隨時得“中”。

實踐理性是說中國哲學很少脫離人的實踐活動去探究那些先驗的、絕對的“是”或“存在”，而是在實事中求“是”，在實踐中探究可行之道。中國哲學歷來有“知行合一”的傳統，不只在象牙塔中坐而論道，其哲學道理還始終滲透在人的修身養性、為人處事乃至治國平天下的實踐中。

中新社記者：在世界哲學領域，中國哲學境遇如何？徐克謙：世界上研究中國哲學和對中國哲學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中國哲學正在世界哲學舞臺上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事實上，一直以來，中國古代儒家、道家學說在世界范圍內都有一定傳播和影響。但在哲學學科領域內，中國哲學同其他非西方哲學一樣曾面臨困境。

由于哲學學科最先在西方形成，其范疇、概念、話語體系，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其他哲學要成為一種“哲學”，往往需要自覺或不自覺地套用西方哲學范式來說明自己，以證明自身所謂“合法性”。

這種情形下，有些所謂中國哲學研究實則是用西方哲學概念和話語體系“套用”于中國哲學。當然，也有許多中國哲學研究者力圖凸顯中國哲學獨特的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雖然面臨語言解釋等困難，他們仍試圖進入國際學術場域展開哲學對話。

當地時間2024年5月27日，第12屆東西方哲學家大會在美國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舉行“家哲學”圓桌會。圖為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安樂哲（Roger T. Ames）和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溫海明（右）擔任此次“家哲學”圓桌會主席。中新社記者 張朔 攝

中新社記者：在西方哲學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優勢時，中國哲學等非西方哲學應如何應對？徐克謙：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精神世界，涉及觀念和價值，與民族精神、意識形態等緊密相關。西方哲學長期以來的優勢地位實際上是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話語權壟斷的反映，但這種壟斷地位正在被打破。

面對這種情況，非西方哲學首先要樹立文化自信。各民族文化精神都有其特點和長處，都可以對人類理性和精神活動作出貢獻。其次，要有大膽創新精神，西方哲學只是“一種”哲學，并非“唯一”哲學，其范式只是人為設定的框架，不是先驗的、永恒的、不可突破的。非西方哲學可以發掘本民族的哲學資源進行創新，提出新的哲學范疇概念和話語體系。

中新社記者：在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背景下，中國哲學等非西方哲學研究的興起有何必然性與必要性？徐克謙：從中國哲學的觀念來看，萬事萬物無時不在發生變化，人類社會亦如此。在過往，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精神促進了人類文明進步，有其歷史使命，但其某些缺陷和內在矛盾，也會導致走向衰落，這是一種歷史必然性。但這種歷史必然性同西方哲學基于單線進化論所設想出的“歷史的終結”不同，我們認為歷史沒有終點，只會在盛衰興替中循環反復，不斷前行。

當前，中國走出了獨特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成就舉世矚目。從哲學角度而言，有必要對實現這種成就的內在邏輯與合理性做出闡釋，在哲學理論層面構建自身話語體系，以本土之哲學解讀中國之發展。避免在國際輿論場上陷入有理說不清、有理無處說的窘境，中國哲學興起的現實必要性也由此體現。

中新社記者：在非西方哲學研究中，中國哲學與非洲哲學的對話情況如何？徐克謙：自20世紀中葉以來，國外關于非洲哲學的研究異軍突起，取得長足發展。在非洲之外，不少大學哲學系開設了非洲哲學課程。在中國，部分從事非洲研究的學者也開展了哲學相關研究，但中國哲學與非洲哲學之間的對話交流目前還比較有限。實際上，非洲哲學與中國哲學有不少共同話語，非洲哲學也和中國哲學一樣，在一定程度上肩負著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的重任。

非洲哲學與中國哲學在對于“存在”的理解、個人與群體關系的認識、思維模式和邏輯方法及一些政治哲學等話題上，存在著相通或相似的思考。曾有學者將非洲哲學的“烏班圖”觀念與儒家的仁學進行比較。這種中國哲學和非洲哲學或其他非西方哲學之間的比較和對話，能夠突破長期以來的思維定勢，為哲學研究范式帶來其他可能。

中新社記者：針對當前世界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中國哲學給出了哪些具有啟發性的解答？徐克謙：針對當前世界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中國哲學給出了一些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啟發。

例如西方哲學喜歡給事物下定義、貼標簽，劃分絕對的是與不是。在社會政治問題上常用自由或專制、民主或威權、市場經濟或政府控制等“二分法”貼標簽，導致意識形態對立，引發矛盾沖突。在中國哲學看來，這些概念是互補的、相輔相成的，雙方互相牽制、糾偏，在不同條件下形成不同的“度”，使整體社會保持動態平衡。

再如西方思維傾向于個體本位，以“我”為出發點，往往導致單邊主義、雙標、自我優先。中國哲學則強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自我與他人的和諧共生，甚至提倡“無己”“忘我”，將自我融匯于大道。因此，中國哲學的土壤生發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當今世界普遍面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技術進步與就業保障、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利益等矛盾，我們可根據實際情況，在矛盾兩方之間找到恰到好處的“度”，這也是中國哲學“中道”思維的啟發。(完)

受訪者簡介：

徐克謙。受訪者供圖

徐克謙，哲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主要涉及先秦諸子思想、先秦哲學、早期儒家、莊子、孟子、中西思想傳統比較等。先后主持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項、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外譯”項目1項。已出版有專著、譯著、個人論文集、古籍整理著作、教材、普及讀物等20多種，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