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就醫難、兒科醫生荒等問題，是困擾兒童醫療服務供給的“頑疾”。“金字塔尖”兒童專科醫院、兒科“一號難求”，醫生超負荷工作，一些基層醫院卻遭冷遇。兒童就醫“分級診療”真正落地，任重道遠。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要通過優化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等方式，補足醫院包括兒科在內的多個短板弱項專業的發展，壯大和改善醫務服務隊伍。

長期以來，兒童就醫難、兒科醫生荒等問題，是困擾兒童醫療服務供給的“頑疾”。從全國層面看，近年來我國兒科醫療資源不斷增加，醫療服務能力大幅提升。據國家衛健委統計，目前全國兒童醫院達162家，設有兒科的公立綜合醫院近4400家，每千名兒童兒科執業醫師從2015年的0.49名增加到2023年的1.02名。

但不可否認，兒童醫療服務供需矛盾依然存在，特別是每到兒童季節性疾病高發期，這一問題尤為突出。一方面，掌握優質醫療資源的“金字塔尖”兒童專科醫院、兒科“一號難求”，醫生超負荷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基層醫院卻遭冷遇。兒童就醫“分級診療”真正落地，任重道遠。

有的兒科醫生超負荷工作

“當天大概接診了20多位患兒。”2月末的一天，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以下簡稱首都兒研所)呼吸內科副主任醫師李正莉難得“輕松”了一日。下班后稍做休息，她就開始準備晚上的學術交流視頻會議。

李正莉的普通門診號平均每天70個，高峰時段每天能看80個病人，門診量月均達1200人到1300人。“春節那個月病人最少，門診量也有900多人。”

作為三甲兒童醫院的兒科醫生，李正莉和同事們幾乎是超負荷工作。每周除了有5到6個工作日的日常門診，還要上夜班，以及“經常支援急診夜班”。

“兒童呼吸科全年沒有‘淡季’。”李正莉告訴記者，她所在的科室，幾乎是首都兒研所最忙的科室之一。“不僅門診醫生忙，病房醫生更是24小時手機開機待命。”

同在首都兒研所工作的武玉睿是胸部及腫瘤外科主任，他每天主刀多場外科手術，工作同樣繁忙且充滿壓力與挑戰。“這臺是個小手術，后面還有一臺腎腫瘤手術。”武玉睿在兩臺手術間隙，接受了《工人日報》記者采訪。他說，時間最長的一臺手術用了22個小時。

“手術難度不能用時長來衡量，還要看復雜度。有的手術可能只有兩三個小時，但過程復雜、技術要求高，還要應對各種突發狀況。”武玉睿說。

多因素導致兒科醫生短缺

兒科醫生短缺是兒童醫療服務供給面臨的普遍問題。據國家衛健委數據，全國兒科醫師數量雖然從2015年的11萬人增加到2024年的20.58萬人，增長了74.4%，但仍存在較大缺口。

武玉睿到北京工作前，曾在山東省濟南市兒童醫院工作多年。1994年大學就讀于青島醫科大學前身——青島醫學院的他，曾是該學院最后一屆本科兒科專業的醫學生。1999年，教育部調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取消兒科學專業，全國多數醫學院都是到研究生階段才細分兒科專業。

隨著兒科醫生緊缺日益受到社會廣泛關注，2016年，我國兒科本科專業停招17年后，多所高校恢復了兒科學本科專業招生。

“兒科醫生診療工作難度大、工作壓力大、收入相對低，導致職業吸引力不足，兒科醫生的培養和招聘難度也較大。”在李正莉醫生看來，兒科醫生工作現狀中的幾個“難”，是影響兒科醫生人才培育與招聘的重要因素。

“兒童不是成人的縮小版，兒科也不是內科的簡化。”李正莉說，“兒童疾病譜比成人廣，有些疾病是兒童獨有，有些成人疾病兒童也會得。”此外，兒童處于生長發育的動態過程，許多指標和用藥有別于成人，這都增加了兒童疾病的診療難度。

診斷難之外，還有溝通難、檢查難。兒童與成人不同，特別是嬰幼兒，無法用語言清楚地表達自己的癥狀。“此外，還有用藥難。”李正莉說，“國內包括國際，兒科用藥存在缺口，很多適癥藥寫了成人用法與用量，兒童則‘酌情減、慎用、遵照醫囑’，增加了兒童用藥的難度”。

推動基層醫療機構提升兒科診療能力

為補齊兒科服務短板，國家衛健委提出2025年將“全國二、三級公立綜合醫院均提供兒科服務”納入為民服務的實事項目。

李正莉說，理想的狀態是“分級診療”。“感冒發燒等兒童常見病，由基層醫院承擔，緩解分流壓力；三甲兒童醫院則集中精力突破疑難雜癥。”

連日來，記者走訪了北京各兒童專科醫院及部分三甲綜合醫院兒科，很多患兒來自北京周圍省份和地區。除了部分重癥患兒外，就診患者中，普通感冒及病毒感冒發燒等患兒也不在少數。

武玉睿表示，擺在面前的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是患兒家屬對基層醫院的信任問題。不過，國家衛健委已采取多項措施，如推動基層醫療機構提升兒科診療能力；通過互聯網醫療平臺和遠程醫療服務，部分鄉村地區的兒童醫療服務更加便捷；“分級診療”制度逐漸落實。

“基層兒科在提升診療水平的同時，還要規范診療過程等。”曾到北京周邊某省一縣醫院兒科支援的李正莉說。她還建議，加強全科醫生的兒科培訓。“社區醫院醫生多數是全科醫生，有必要增加其到兒童專科醫院培訓的機會。”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員王鵬認為，隨著新技術出現，AI賦能兒科醫生成為可能。“AI兒童醫生在兒童醫療健康服務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可以在技術、應用、法律法規等方面不斷完善和優化，提高其可靠性和接受度。”